（全文较长，分上下两篇展示，本文是下篇，主要介绍了结果及相应讨论）

结果

数据保留

在8岁时，130名FTT儿童的96名（74%）和119名AG家庭的93名（78%）儿童有完整数据（图1）。当α=.05时，样本的大小提供了检测3组儿童IQ和学习成绩之间0.6SDS（~8分）差异的0.80的功效。在8岁参加与未参加者之间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比较表明，保留率无组间差异，背景变量（包括人体测量学状况、性别、种族、心理与运动发育、母亲变量、HOME、家庭大小或干涉状况）均无差异。

8岁时的生长

在调整后的分析中，AG组儿童均比2个FTT组儿童较高、较重（表1）。2个FTT组儿童之间的年龄身高Z分值无显著性差异，但存在显著线性的趋势(F = 11.84; P = .001)，FTT-HI组儿童处于FTT-CO组和AG组之间。FTT-CO (8.0%) 组和FTT-HI组(6.4%)发育迟缓率（年龄身高小于-2 Z分值）高于AG组(0%) (χ2 = 7.16; P < .05) 。当以母亲受教育、接受政府援助和母亲人体测量学指标进行调整分析时，所有3组之间成对比较揭示了显著性差异，FTT-CO组的分值最低，FTT-HI组居中，AG组最高（表3）。

当考虑BMI时，AG组儿童体重大于FTT-HI和FTT-CO组。虽然2 FTT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但具有显著的线性趋势(F = 8.96; P = .003)，FTT-HI组儿童仍然处于FTT-CO和AG组之间的位置上。FTT-CO组的消瘦率（年龄体重小于-2 Z分值）（6%）高于FTT-HI组(0%)和AG组(0%) (χ2 = 8.53; P < .05)。当以母亲受教育、接受政府援助和人体测量学调整分析时，FTT-CO组儿童显著瘦于AG组(P = .003;表3)，也瘦于FTT-HI组（处于显著性边缘，P = .065）；FTT-HI组儿童与AG组无差异。

8岁时的认知/学习成绩

在未调整和调整后的分析中，IQ都无组间差异（表3）。所有组儿童的IQ分值均比标准化样本儿童低1 SDS。不同组间的智力延迟率（IQ分值<70）无差异：FTT-CO(16%), FTT-HI(12.8%)和AG(12.9%)。

未调整和调整分析中的阅读得分无组间差异。在未调整的分析中，AG组算术成绩显著高于FTT-CO组(P < .05)。虽然FTT-HI组儿童的得分处于二者之间，但线性趋势无显著性。当以政府援助、母亲教育和IQ、HOME分值调整后，AG组与FTT-CO组之间的算术成绩出现显著性差异(P = .03)，AG组高于FTT-CO组。FTT-HI组儿童算术得分处于二者之间。

家庭行为

在未调整和调整的分析中，保育员报告的内在或外在行为表现无差异（表3）。在与发表的标准进行比较时，所有样本中16.3%儿童的内在行为以及27.4%儿童的外在行为在临床界值点之上，组间无差异。

学校行为

在未调整的分析中，教师报告，FTT-CO组儿童较FTT-HI组或AG组儿童有更多的内在行为问题（P<0.05），在FT-HI组与AG组间的内在行为无差异，而且3组间的外在行为无差异。当考虑积极的行为时，FTT-HI组儿童在努力学习和学识亚量表得分显著大于FTT-CO组儿童（P<0.05）。

在调整的分析中，FTT-CO组儿童内在行为得分显著高于AG组儿童(P = .008)，而学识得分较低（处于显著性边缘，P = .07）。与FTT-CO组儿童相比，FTT-HI组儿童内在行为得分较低（处于显著性边缘，P = .06），努力学习得分显著较高（P = .05），快乐和学识得分较高（处于显著性边缘，P = .10）。FTT-HI组与AG组儿童之间的学校行为无差异。

8岁时的当代指标

单亲家庭率（76.8%）和依靠政府援助率（88.9%）依然较高。除了母亲受教育外，人口统计学、家庭特征或8岁时的母亲消极情感无组间差异。

使用8岁时母亲受教育、政府援助和母亲消极情感影响为协变量，重新进行了分析。与使用基线变量为协变量的分析结果相比，唯一的不同是FTT-CO组与AG组儿童之间的算术成绩差异达到了显著性(P = .03)。

讨论

FTT的纵断跟踪

本纵断分析对于FTT儿童生长、认知和学习成绩、家庭和学校行为的长期结果的争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证明了对FTT儿童的早期家庭干预的持久效应。我们通过在初级保健募集儿童，样本避免了转诊偏差，在家庭人口统计学、母亲消极情感或家庭环境方面几乎没有基线差异。因此，在8岁时的生长、算术成绩和课堂学习行为的组间差异可归因于早期的生长障碍和家庭干预。

生长

在8岁时，有AG史的儿童比接受干预的FTT平均高5.5cm，比未接受干预的FTT儿童平均高6cm。在控制了政府援助、母亲身高和母亲受教育水平后，身高的差异仍然显著，提示FTT儿童早期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线性生长，至少是在学龄期间。有FTT史儿童线性生长的不足与其它追踪研究结果相一致。早期的发育迟缓是慢性营养不足的标志，与学龄期学习成绩较差相关。

有AG史儿童的体重比接受干预的儿童平均重4kg，比未接受干预的儿童平均重6kg，导致AG组儿童有较高的BMI。以前的分析曾证实，在募集进入研究时至6岁之间，两组FTT儿童出现体重赶上生长的恢复模式，与发展中国家儿童的生长模式相似，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在生命早期出现线性生长停滞，并至少持续到学龄前，在生命的前15个月出现身长、体重的停滞，然后得以恢复。母亲体重和身高与儿童8岁时的体重和身高显著相关强调，在研究儿童生长时考虑遗传作用的重要性。

认知

在有、无FTT史的儿童之间，认知无显著性差异的研究结果与最近英国文献所报告的保健中心和社区募集的FTT儿童相一致。在2项研究中，儿童的认知表现高于本文样本的得分。例如，在Boddy的研究中，无论早期的生长史如何，麦卡锡综合认知指数均在期望值范围之内（平均~101.7，SD~17.8）。样本的社会经济状况可能解释了我们与英国数据之间的差异。英国样本是基于人群的，所代表的社会经济状况比我们低收入社区保健诊所的样本更加广泛。英国的样本也在种族（白人与黑人、母亲年龄（年长与年轻）、母亲IQ（高与低）、家庭组成（双亲与单亲）方面也与我们的不同。因此，本文样本可能生活在更加穷困的家庭之中。

本文儿童有低认知得分（低于正常儿童样本~1SD）的结果与其它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国家儿童保健研究所和人类发育早期儿童保健研究的证据表明，与非贫困家庭的儿童相比，长期贫困家庭的儿童有低认知能力并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这可由缺乏激发性行为和低收入家庭的经历得到部分的解释。

本文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对于儿童8岁时的认知和学习成绩，早期的认知环境具有关键作用，与早期的生长史无关。一般来讲，我们研究中的儿童在婴儿期进入本研究时，认知机能低于参考标准范围，根据Bayley测试的婴儿能力与8岁时的IQ和学习成绩相关。在8岁时，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可能是因为生活环境中智力发展机会有限所致。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母亲的IQ低于平均数1SD以上，而且儿童~15个月时测量的母亲IQ和HOME质量与儿童8岁时的3个功能指标相关：标准化的IQ、标准化的算术测试成绩和教师对学习技能的评价。这些结果提示，无论生长史如何，早期生活环境的局限性阻碍了儿童的认知和学习成绩。

家庭干涉

儿童8岁时的生长、学习成绩和学校的行为证实了早期干预的保护性效应。家庭干预的设计是通过教会母亲对儿童的意愿作出反应，增强母亲-儿童相互关系和母亲的敏感性。干预的结果，干预组母亲比对照组母亲更关注儿童和更具反应性。母亲不断的对儿童产生反应和刺激的家庭环境，可能解释了家庭干预对8岁时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的有益效应。我们的结果与早期家访对儿童的智力、词汇、算术成绩和行为产生有益影响的长期研究相一致。

FTT-HI组儿童身高和BMI的明显线性趋势，以及处于FTT-CO组和AG组儿童之间，提示了家庭干预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免除了FTT-CO组儿童的生长不良。家庭干预与生长关联的机制尚不清楚，因为提供的干预既不是营养补充也不是喂养咨询。一种可能性是家庭干预组母亲给予儿童更多的反应和相互作用的喂养环境。当考虑学习技能时，AG组儿童的成绩得分比FTT-CO组儿童的算术成绩高~6.7分，阅读成绩高4.2分，算术成绩的差异具有显著性，但阅读成绩无显著性。这个结果令人担忧，因为它说明了贫困城区儿童早期生长障碍的弱点。

FTT-HI组儿童处于中间位置为家庭干预减轻了未接受家庭干预FTT儿童算术成绩的负面影响提供了证据。

教师对儿童行为的评价说明，FTT-HI组比FTT-CO组儿童有较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少的行为问题。教师并不了解儿童的生长或干涉史。一种可能的解释为干预组儿童暴露于刺激性家庭环境之中，使其关注于情感需求，有助于行为调节和利用学校学习机会的优点。这些结果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对牙买加学龄前生长迟缓儿童、低体重和早产婴儿的健康与发育项目、纽约护士家访计划中的早期干预益处的长期研究结果相一致。

方法学的考虑

虽然本追踪研究避免了转诊或住院FTT儿童追踪研究所存在的方法学问题，但也存在几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低收入、少数民族社区儿科初级保健诊所募集的儿童样本具有局限性，因此结果仅限于低收入的、城区少数民族儿童。

第二，如同大多数研究一样，我们提出的保育员行为与儿童生长、认知/学习成绩和行为之间关联机制的证据为提示的，而非结论性的。我们假设，以反应性和刺激性为特征的喂养能够使刺激儿童发育和获得教育机会的优点。

临床意义

本研究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首先，FTT继续是儿童脆弱性的早期预警征兆。虽然许多FTT儿童在学龄前经历了生长和认知的恢复，但继续存在生长不良、学习成就低和不良学习习惯的风险，损害了将来的能力。社区研究说明，有50%的FTT儿童未被鉴别出来，提示FTT的发生率高于研究的估价。当FTT与其它儿童不良状态，例如儿童忽视，同时存在时，那么将会出现对儿童行为、认知和学业能力的复合影响。鉴别儿童FTT的生长筛查策略和多学科的干预能够有效促进儿童的生长和发育，应当继续下去。

第二，对于FTT史儿童的纵断研究很少，并且大部分受到了转诊偏差等重大方法学问题的影响。在小学至青春期追踪FTT史儿童能够使研究者检验儿童如何应对儿童期后期和青春期复杂的学习和社会学的挑战。

第三，无论生长和干涉状况如何，贫困对儿童发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通过政府援助计划而有社会保护的社区中，减少了严重FTT的发生率。需要有一些策略，儿童家庭提供经济资助，营造反应性和刺激性保育环境，来预防贫困的负面结果。

最后，早期家庭干预减轻了FTT的许多不利影响。早期干预而得到的刺激性保育环境有助于儿童建立牢固的学习习惯，较好的利用学习时机。在最近的综述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学家詹姆斯J.赫克曼结论到，“针对小年龄儿童弱点的早期干预效果要比晚干预大的多”。对易感儿童及其家庭的早期干涉应当继续下去，同时进行长期跟踪评价，以估价和降低额外的发育风险。